我们认为苯教早期的笃苯阶段是有文字的，藏族学者才让太在《藏文起源新探》一文中提到：“苯教史著普遍记载，最初的苯教文献都是从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有些著作甚至说象雄学者敦君吐钦在协玛雍仲给夏日吾金传教时，就将苯教四门五库中的许多典籍进行了三译，即从达瑟文译成象雄文，再从象雄文译成藏文”。（《中国藏学》1988年1期）“达瑟文”是一种什么文字现已无法考证，据才让太称达瑟文已是一种可拼读的文字。我们推测苯教文献中提及的从达瑟文译成象雄文就是苯教的笃苯向恰苯过渡后文字进化的一个阶段，而笃苯使用的达瑟文以前的文字又是什么文字？我们猜想应该是象形文字。苯教的笃苯阶段文字就是象形文字向可拼读的达瑟文字转变阶段：苯教文献中提及的再从象雄文译成藏文可能就是苯教的恰苯向居苯过渡后文字再一次进化的阶段，即松赞干布时期吐蕃文臣桑布扎在象雄文和梵文的基础上创建藏文的阶段。“达瑟文”之前的文字可能就是苯教的笃苯阶段的文字，是一种古老的象形文字，它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达巴象形文相似，源于西北甘青一带。我们推测这种文字随古羌的迁移流传到藏东、川西高原、滇西北以及尼泊尔、不丹、缅甸等地，是上述地区人们记录宗教典籍和算日子的原始象形文字或符号。这里提到的宗教应该是和达巴教相似的古老宗教，也就是早期苯教笃苯的前期。后来笃苯被西藏西部象雄传来的恰苯取代，笃苯文字也被象雄文字取代，象雄文字又被藏文取代，通过漫长的历史变迁，这种古老的象形文字在藏区已经消失，在藏区的边缘地带，摩梭人把这种原始文字部分地保留了下来，纳西人完善并发展了它。

 由于摩梭人和纳西人之间的渊源关系，我们认为摩梭文字应该与纳西东巴象形文字和苯教早期“笃苯”的文字同样也有渊源关系。东巴象形文字纳西语称“斯究鲁究”、“斯”是木，“鲁”是石头，“究”是痕迹之意，全意为木和石上的痕迹，摩梭达巴教也是相同意思，把象形符号刻在木头或石头上。东巴文字是摩些（纳西）原始宗教祭司记录口诵经文的一种象形文字，它的早期和达巴象形符号属相同的文字系统，它最初出现的时间已无法考证，我们认为这种文字在新石器时期就已存在，流传的地域也比较广，估计当时藏东一带的原始宗教，包括苯教笃苯阶段的早期都是用这种相似的象形符号记事，我们可以从青海和金沙江沿岸的石壁岩画中得到证实。我们推测，这种符号式的文字流传了很多年，后来在吐蕃王朝管辖地区的文字先后被达瑟文、象雄文和藏文取代，在其边缘地区还有部分民族在使用这种符号式的文字，纳西东巴祭司对这种文字不断地进行改进和完善。“直到明代以后，纳西东巴祭司在原有的东巴象形文字基础上创造了格巴文，成为书写经文的第二种文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P788）。我们认为达巴象形符号是东巴象形文字的前身，是没有进化的东巴象形文字。

 摩梭达巴象形符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黄河上游甘青马家窑的古羌文化年代，我们在摩梭地区收集到的剑鞘图案和皮箱图案，它们的意思代表太阳、光明、火神、火塘，是典型的马家窑陶器中的图案，在丽江纳西族的东巴象形文字中也有相同的符号，在彝族的饰品中也有同样的图案，其意思也相同，这说明本地区的一些民族与古羌民族之间确实存在着渊源关系。我们从早期的青海石壁岩画和金沙江石壁岩画中看到了摩梭达巴法棍象形符号相似的图纹，这说明西北青海岩画和金沙江沿岸石壁岩画中的图形符号与摩梭达巴象形符号属同一文化体系，他们的来源正是西北古羌民族。古羌民族从西北到西南上千公里路程的迁移，沿途留下了很多文化遗迹，他们的文化也影响了曾经居住过的一些地区。

 由于摩梭达巴教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他的原始象形符号不但没有得到进化，反而多数象形符号失传。留下的象形符号我们可以认定是古摩梭（纳西）的象形文字，也可以一说是人类文字起源和发展的活化石，成为我们研究古摩梭和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线索。当然，现在还找不到翔实资料能证实摩梭文字和苯教早期的笃苯文字之间的联系，因而学术界的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待澄清。

达巴法棍分面(四面)展开图案

两根达巴法棍分面展开图案